马明亮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其中新规定了5种不起诉的情形,其中包括因生活无着偶然盗窃可以不起诉。
据此，检察院处置犯罪问题的自由度增加了,检察官能更好运用法律智慧与社会智慧，对犯罪事件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再扮演案件“传输”流程中一个“送饭”的角色，而是要结合犯罪嫌疑人自身情况与犯罪后果作出积极的应对。比如，针对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的、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犯罪（即熟人之间的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不起诉可以，但他必须认罪悔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获得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
但从目前的社会反应来看，公众好像疑虑重重。疑虑之一，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放纵了犯罪，生活中的安全感是否会因之受损？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并不理性。因为，以往我们生活中的秩序与安全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安排，其实质是一种政府管理之下的秩序与安全，个人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相应地，很多公众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检察院积极地追究犯罪为安全感的保护伞。这未免有些盲目。殊不知，犯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有些时候被害人的过错也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因此，对犯罪嫌疑人不能一概视之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全面、理性地分析犯罪事件，对那些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嫌疑人不要一刀切处理，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防止“小恶”发展为“大恶”的策略，对整体社会而言，是增加了一份安全感，而不是相反。过去赌场的一句行话或许对此有解释力：自己要真正取胜，就不要让对方输得一无所有——成熟的国民应当有睿智的安全感。
以往，检察院主要关心一年起诉了多少案件，有多少案件获得了有罪判决，至于被害人的损失能否得到赔偿，起诉到法院的社会效果如何等,并非工作的重心。而最高检新规定的内在精神则要求，检察院需要认真对待不起诉的社会效果，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讲无疑是一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