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凤英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丁玲的情感世界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一生中经历了四段情感历程，记录了这位女作家的欢欣与愁苦、幸福与磨难。摘自2007年第12期《名人传记》
最纪念的是胡也频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4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的玩伴，他们两小无猜，外婆于是给他们订了娃娃亲。丁玲读书后，在学校里接受了新思想，反抗的意识也在脑中萌发。随着年岁的增长，丁玲越来越不喜欢她的表哥。
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她向丁玲传输了革命的理想。两个女孩子之间的长谈改变了丁玲的生活，她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在母亲的支持下，18岁的丁玲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夭折和命运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窘迫的丁玲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于4月25日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指出一条道路，帮她谋一个职业。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就没有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几乎绝望了。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同行。处在失望和苦恼中的丁玲离开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当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给付的胡也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丁玲是一个新女性，当她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丁玲一气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频在香山同居。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却充满了温暖。
爱好文学的丁玲在这段时期发表了她的处女作。1927年年底，她投稿的《梦珂》受到《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的青睐，发表在12月号的《小说月报》上。丁玲这个名字也第一次为人所知。接下来，叶圣陶又相继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等新作登在《小说月报》上，引起文坛瞩目。后来，叶圣陶搬到上海景云里。丁玲、胡也频从北平到上海专门去景云里拜访这位从未谋过面的恩师。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经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介绍，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那段时间正是他们爱情的甜蜜期，两人才刚刚一起生活了不久。却又要分离了，令丁玲牵肠挂肚。在胡也频走的当晚，她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来到相对保守的济南，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的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平静的池水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说：“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在友人的劝说下，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胡也频的被捕，对于丁玲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她后来回忆说：“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最先得知胡也频被捕消息的沈从文，紧接着便与丁玲一道全力展开营救。丁玲与胡也频最后一面是在看守所见的，隔着铁丝网，胡也频的身影在丁玲“也频，也频，我在这里”的呼喊声中迅即消失。
著名学者郑振铎和丁玲的老师陈望道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帮助援救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拿着信来到南京，丁玲求见邵力子，而沈从文则去见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陈立夫。邵力子看了信之后说：“怎么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面去了!”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群，求他帮忙。而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她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频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这样。
1931年2月7日，就在丁玲与沈从文在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营救路上，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龙华遇难，胡时年28岁。准确得到胡也频被害消息的也是沈从文，他在邵洵美那儿看到了照片。丁玲神情木然地呆坐着，片刻之后，对沈从文说：“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缓过劲来后，丁玲发誓道：“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
不管1931年以后的丁玲生命中走入的是怎样的男子，至少在她爱情世界中永远给胡也频留下一个位置。丁玲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新世纪周刊》记者在访问陪伴丁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丈夫陈明时问：“您认为影响丁玲的最大事件发生在1933年还是1955年?”陈明果断地说：“不是50年代，后来的都是小事了。是30年代，胡也频牺牲了，她坐牢了。”
(
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