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17.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钱收买他们
一个上世纪初期侨居上海的英国人柯林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早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或者可以说是十几年前，甚至延长到几十年前，就有难以计数的日本侨民从本土、朝鲜向上海、南京一带移驻，散布长江流域，更准确地说是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他们扎下根后就锲而不舍地进行他们的工作，发展组织，扩大人员，寻找一些土著，他们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广种博收。有些工作做得并不隐秘，就连许多类似我这一类置身事外的普通侨民都能感受到。但让人不理解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活动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其中大概有胆怯的成分，不愿在他们的任内或管辖地区引起外交纠纷。但这种懦弱和自私带来了严重后果，日本人更加大胆妄为，汉奸们因不受惩罚而感到鼓舞，认为身后站着的外国人，比他们的政府更有力，更能保护他们，而且能带给他们利益。”
柯林斯还惊讶于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附带说明一下，上海附近一带居民的生活，如果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比长期失业的家庭也有不如，但是同贫困的北方农村相比，可算是天上人间。这里的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用金钱收买他们，或者答应提供就业机会，答应提供保护，答应向更高的一个阶层进行推荐，而他们索要报酬却不是直接的，马上兑现的，就好像将钱存入了银行，不愁在今后取出来时不附上一笔利息。”
上海市里，在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前，给日本人提供情报最活跃的，是一个叫常玉清的满人。他虽大字不识，却在江湖如鼎，手下有一千多名徒子徒孙，大多是鸡鸣狗盗、打家劫舍之流。他本人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澡堂，起名“大观园”，平常一天总有三四百人出入。通过这两方面渠道，常玉清便成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地保”。
在淞沪会战的日子里，“日军方面给他一个使命，就是在闸北各地段，预先租了好多房屋，他的徒弟们就潜伏在那里。在战事最激烈期间，负责燃放真假信号弹，供给日军作为攻击目标。对日军来说，他确实有些作用，这种信号弹在夜间红红绿绿，直射天空，令国民党军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胁。苦于这班小汉奸，东流西窜，不知从何查起，一时也真奈何他们不得……国民党军撤退之后，日本人论功行赏，常玉清成为日军旗下的红人，终日盘踞在日本军部所在的北四川路‘新亚大酒店’中。他占着一间办公室，声势不可一世。”（见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
再说一个市郊的例子。南翔，位于上海西郊，也是淞沪会战打响前的日子，农民们正忙于在大田里下晚稻秧苗。走在乡道上的吴银根同样热汗津津，他在乡下开了一家杂货店，刚从市里进了一批货回来。半道上，他结识了一个陌生人。此人自我介绍姓“钱”，在一家日本商行干事，邀他在树阴下一起歇息了一会。钱先生很客气，给他烟卷抽，遇到一个小酒馆，又硬拉他进去。两碗泛着酒花的绍兴黄酒上了桌，钱先生斯文地抿了一口，同情地感叹着乡下人家生活的不易。即使是像吴银根这样做小本生意的，能赚点蝇头微利，也是用一颗颗豆大的汗珠给缀起来的……
吴银根早将一碗酒喝干，用手抹着嘴巴，敲木鱼似的点头，脸上做出一副碰到了菩萨的样子。可心里明白，这份感叹，还有这碗酒，不会平白无故而来，钱先生必定有事相求。果然，钱先生又为吴银根要了一碗酒，低声问他，想不想赚点外快。“想，做梦都想。”吴银根毫不犹豫。钱先生掏出一叠钞票。“这个你先拿去，现在没有别的什么事。”吴银根反而犹豫了，天下哪有给人白送钱的，又哪有白拿钱不干事的？
(
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