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18.打入中国军政的要害部门
钱先生露了底，这不是他的钱，是日本人的钱，但没有不拿白不拿的意思。“马上就要打仗了，你给找些人，到时候能干啥就干点啥，到时我再跟你联系，按每个人做多少事给多少钱。”不知道这“钱先生”到底是日本人，还是日本洋行里干事、受日本人指派的中国人。确切的只是，淞沪会战后，因侦探中国军队情报、破坏军用通讯设施，吴银根被逮捕，据其口供，仅他一人串联的同伙就达12人，全部是普通百姓。
在华日本侨民中，只有极少数人是“职业行为”，即受陆军参谋本部的派遣，长期在中国社会以某种身份为掩护“卧底”。在我翻检过的大量资料里，迄今有中日两方面资料互证的“卧底”尚未浮上水面。仅有中方资料指证的——
今井芳子，1926年，她奉命与中国留日学生李祥明结婚。婚后，随丈夫回到后者家乡广州，从此化名李芳芝，在沙面租界内开设了一个饭馆“长良食堂”。今井芳子通过丈夫的关系，结识了许多先后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人，及广州政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经过她的拉拢，其中部分人为其搜集情报，有的后来沦为汉奸，直接为日本侵华效劳。
日军占领广州后，今井芳子充任“松机关”嘱托，即非军职人员的高级特务。她以长良食堂为据点，网罗和指挥大批汉奸、特务，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日军占领香港后，今井芳子又被派遣到香港执行拉拢策反等谋略任务。据说，日本《朝日新闻》曾发表过一篇该报驻广州记者写的通讯，详细报道了今井芳子的“功绩”，称其“是在中国活动的最出色的女间谍之一”。
不见中方资料指证却确凿存在的“卧底”，倒发现一人——
加纳，陆军中野学校毕业后，奉命来广州“做生意”。因手里掌握着一批当时实行严格配给的煤油等紧俏物资，很快打开了局面。再加上他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粤语，又与一位美丽而又刚烈的广州姑娘热恋了，他不但结识了大街小巷里一批杂货店的老板，而且如鱼得水，进入了广州各色人等的交际圈子。在这些圈子里，他搜集了大量情报。殊为不易的是，加纳还被许多中国人视为一个热心肠、有同情心的好人。
除了成功“卧底”在社会上的加纳这类人物，还有中国人作为日本“鼹鼠”，打入了中国军政的要害部门。在军统局里，有两个原侨居马来西亚的年轻女性，因为精通英语，被派到印度执行任务。此后，驻新德里的美国情报机构发现，有人把他们和中国军统局共同掌握的一些情报透露给了日本人。美国情报机关因此加强了对双方人员接触往来的严密监视，美国人终于注意到这两个中国姑娘，其中一个，曾买过一些用于设立小型电台的零件；而另一个，则常常与美国军官一道出去潇洒。
在对前者的监视中，没有发现她有任何从家里发送情报的迹象。美国人分析，她很可能是到中国使馆，在那里向设在缅甸的日本秘密电台发报。而后者，不久与一名美国少校订了婚，并且计划举行一个订婚晚会。美国人确信，在出席晚会的宾客中，他们大概能够发现涉嫌给日本方面递送情报的中间人。
晚会如期举行。有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少校，也是戴笠手下的人，他把那姑娘叫到壁炉前，两个人站在那里谈了好一会儿。美国人估计这名少校就是中间人。美国战略情报局打算先对这个姑娘采取行动，不料，这个笑起来咯咯声像鸽子似的姑娘，一下销声匿迹了。
直到战后，理查德·迪肯为写作《日谍秘史》，采访了一名曾在战时负责东南亚情报活动的日本陆军军官，他告诉迪肯：“这事听起来，很像是我们渗入戴笠机构中的四个姑娘中的一个。这四个人中，有两个战后还活着，有两个被暗杀了。你们念念不忘的那个，是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往来活动的，有一次她受到美国人怀疑后，我们不得不把她调了出来。最后她被派到吉大港，在那里报告了英国登陆艇到达的消息。战争结束时，她到缅甸的基地上工作了两年。现在她还活着，但是我不想说出她在什么地方。”
(
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