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昆元
贾植芳先生喜欢说笑话，犹如他喜欢抽烟和喝花雕酒一样。只是他说的笑话，令人捧腹之后，常常还会有一股苍凉、凝重的意韵。何满子先生称他说的笑话是“特种幽默”。
一次，我去拜访。刚落座，他就笑眯眯递给我一支烟。我忙摇头说：“我不会。”他接口就说：“唔，好青年，不抽烟。不像我已是‘死不改悔’的老烟鬼了。”说完，就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那天，天黑得早，不一会儿竟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闲谈中，我忽然问贾先生，他的书房可有室名？他听了，笑笑说：“无名，我本无名之辈，书房也就自然无名。后来就有人称之为‘无名斋’了。”他吸了口烟，热情地对我说：“上海难得下雪，今天，你赶上了。我们就来个‘雪夜煮酒无名斋’如何？”随后，就命其女摆桌煮酒以作雪夜畅谈。
酒过三巡，贾先生看看窗外飞舞的雪花，同我谈起了他的朋友邵洵美的几件趣事。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邵洵美在上海的名气就蛮大了。他是新月社重要成员之一；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火与肉》等，一向被视为唯美派诗歌的力作；同时，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出版家：他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后来还主编过《十日谈》《时代画报》等。另外，他还竟然办了家印刷厂。他是一个十分忙碌的人。贾先生曾有幸两次与他在朋友聚会上相逢，两次都是朋友们已经举杯动筷时，邵洵美才匆匆赶来，一边向大家顿首致歉，一边入座就食，继而谈笑风生，举座皆欢。令贾先生不解的是，邵洵美这样一个崇尚思想自由的文化人，竟在解放初期突击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谁知大半属于第二国际代表人物的著作，故而受到报上文章的严厉批评，书屋也就很快关了门。贾先生幽默地说：“我当时不禁哑然失笑，他怎么忽然异想天开地要吃马列主义的饭来了？”
贾先生与邵洵美再度相逢时，已是同一间牢房里的难友了。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人都饿得发慌，大家每天在牢门窗口打饭时，都盼望稀饭能厚一些，打得多一些；如果看到饭盒外面粘有几颗米粒，必会赶紧伸出舌头舔干净。吃饭时，大多数难友都是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而是把饭盒包好放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再吃。但邵洵美不愿这样做，也不愿听大家的善意劝告，每餐都是一下子吃光，而后再用食指刮光饭盒中的粥汤，还一再气喘吁吁地对大家说：“我实在熬不落了！”然后，就触景生情地谈起他过去的豪华生活。他家是沪上望族，非常富有。他属老虎，每年他过生日，家里必定去“一品香”为他订制一只像真老虎那样大的奶油蛋糕。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在玻璃橱内，橱的四周缀满彩灯，给来宾参观。说得难友们个个馋涎欲滴，肚子又咕咕地叫起来了……“嘿，真是画饼充饥啊！”贾先生叹息一声，苦笑了一下。我想笑，可是没笑出来。
如今，贾先生虽然远行了，但他的“特种幽默”却令人永远难忘。
(新民晚报)
